1、我国著名教育家、园艺学家 --- 李来荣
李来荣（1908—1992）：男，博士，教授，祖籍南安，我国著名教育家、园艺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新西兰皇家学会名誉会员、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历任福建省农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科协副主席、厦门市科协主席等职。
李来荣是一位知名的爱国学者，他一生勤奋，学识渊博，道路坎坷，经历非凡，在国内外享有声誉。1941年获美国宾州大学博士学位和“金钥匙奖”后，放弃在美国优厚的生活工作条件，毅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回国途中，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迫滞留新西兰，任新西兰科学工业部植物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园艺经验，帮助驻罗门群岛英国盟军，解决蔬菜供应和油桐不结果的难题。其出色的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英国皇家学会接纳为会员。1943年他谢绝了新西兰科学工业部植物研究中心的再三挽留，乘英国货轮准备经印度回国，途中被日军扣留在印尼万隆集中营，囚禁两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回到祖国怀抱，先后任协和大学、福州大学教授和福建农学院院长，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显著，为培养大量人才和科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文革期间李来荣教授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为他落实了政策。1978年李来荣调任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兼福建省农学院名誉院长，期间他虽已年迈，仍竭尽全力带领全所人员，认真抓了研究所的科研建设、人才引进和落实政策工作，使动乱之后的研究所很快走上正轨，为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奉献。他本人也荣获省劳动模范和对国家有突出贡献奖的专家，其中特别关心引种场的恢复重建，为引种场的复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8年引种场在重建中，困难重重，其中包括要收回文革时被占用的三栋楼房和大部分土地，牵涉到许多单位和部队关系，当时李来荣所长对此非常关心，亲自找厦门市市长吴星峰，带领吴市长到引种场现场了解，和一起找房管局长面谈，经市领导的关心过问，最后才获得解决，使原三栋楼房从气象台租用，归还引种场做为科研用房。同时也解决了部队占用土地的归还问题。
在抓引种场政策落实问题上，他主动联系省科委与市政府，为此厦门市委为引种场召开了落实政策大会，拨乱了反正，肃清了影响。在大会上，他以自己亲身经历，列举了大量事实讲道：“爱国华侨不管在那个国家，他们的心是向往祖国，植物引种工作可以做为物质和精神的纽带，把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对引种场工作的意义和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李来荣所长还通过到东南亚和泰国的访问，亲自为引种场引进许多优良品种，他还亲自拨一定的时间，辅导引种场科技人员，学习外语口语和指导科研实践等等。他为引种场的建设能迅速恢复和欣欣向荣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李来荣同志是个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追求进步，具有崇高的理想境界，文革中他虽受到严重冲击，仍然保持对党的执着追求和一片忠诚。1985年他以77岁的高龄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几十年来的夙愿。
1992年11月20日李来荣同志不幸逝世，但他的爱国热情、崇高品德、崇尚科学、不懈奋斗和对党、对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2、中国科学院院士---谢联辉
谢联辉，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病理学家，福建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植物病毒研究所所长，福建省植物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等职。主要从事水稻病毒病的研究，荣获国家、省、部级多项科技奖和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
1987年我园承担国家“七•五”计划“农作物国外引种隔离检疫基地”项目，我园的聘请谢联辉院士为科技顾问，他欣然接受。基地建设过程中他身体力行关注项目建设全过程，在专业人员与结构设置、隔离温网室建设、植保科学楼规划、仪器配置采购、以及植物隔离检疫工作流程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指导，并亲临国家计委、农业部组织的验收和后评估工作，使“检疫基地”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检疫基地”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转几十年来，他多次到引种园指导青年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参与课题申请与论文撰写指导，有力的推动“检疫基地”植物病毒课题组荣获多项科技研究成果，即先后获的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厦门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第十四届全国发明博览会银奖2个，铜奖1个。
2003年7月，他十分诚恳地向到福建农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所参观、学习的引种园的同志们讲到：“我们病毒所就是你们‘检疫基地’的坚强后盾，无论什么时候、出现什么问题，病毒所随时向你们开放，并提供一切技术支持。”他还在引种园留言簿上写道“让引种检疫之花，在这里永开不败。”谢联辉院士为“检疫基地”建设所做的贡献，为培养我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所倾注的心血，引种园的同志永远铭刻在心。
3、庄云潮
庄云潮（1925—）：男，菲律宾归侨、祖籍晋江，历任厦门侨务局局长、侨联副主席、统战部副部长、外事办主任，厦门市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等职。
庄云潮同志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早年加入共产党，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游击队斗争；建国前夕回国参加解放战争；解放时，参加闽南地委接管漳州，先后在龙溪地委、福建省侨办、厦门市侨务局、统战部、外事办、侨联任职，为厦门特区建设和侨务、外事、统战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在任职期间，他积极关心引种园的创办和文革后的复创工作，为引种园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引种园的同志永远不会忘记。
六十年代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他支持创办华侨引种场，经常与统战部长施耀、侨联主席颜西岳、副主席汪万新多次到引种场了解指导工作，还亲自参加建场劳动。他经常关注引种场的发展，并为华侨引种场的兴旺发达欢欣鼓舞。他常以引种场成功引进“科情三号”水稻良种为例，鼓舞大家说：“种子的力量是巨大的，一粒优良种子如能引进并驯化推广成功，他的力量和作用不亚于一棵原子弹，“科情三号”种子的驯化成功和大面积推广就是明证，希望大家热爱引种事业，为科学引种做出贡献。”文革期间，引种场被砸烂，他本人也受到冲击。在引种场复建时，他一如既往的关心引种场，多次参加引种场的春节引种工作座谈会，支持成立“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合会”，受聘为联络会的顾问，并对联络会的工作目标和做好华侨子女的第二代、第三代工作，使华侨引种工作后继有人等，谈了许多宝贵意见。庄云潮同志离休后，以及病重在家，仍继续关心引种园的发展，他的赤子之心和关爱之情，永远激励着引种园的全体同志，不断前进。
4、施耀
施耀（1920—1986）：男，菲律宾归侨，祖籍晋江，历任厦门市委统战部长、厦门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施耀同志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早年加入共产党，在菲律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任菲共中吕区委组织部长，建国前夕回国, 参加地下斗争,任闽南地委厦、漳、泉临工委书记。厦门解放后，任市委统战部长、副市长等职。他一生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平易近人，乐于奉献，为党的统战工作、侨务建设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特别是对引种场的关爱。
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他支持市侨联主席颜西岳、汪万新创办华侨引种场，并从统战工作的大范围，广泛联络海内外华侨和爱国人士为引种场作奉献。他带领过统战、侨务系统的领导同志，亲自到引种场指导工作，还参加义务劳动，为引种场的艰苦创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文革期间，引种场被以“牛鬼蛇神黑窝”、“民革庄园”的罪名被炸烂了，他本人也被诬陷牵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为他平反落实了政策，他又一如既往的关心引种场，多次到引种场了解重建的情况，为引种场的建设献计献策。1986年他不幸逝世，但他对引种园的关爱之情，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5、汪万新
汪万新（1903—1978）：男，新加坡归侨、祖籍同安，历任厦门市侨联第4—7届付主席，市侨务局副局长，兼任华侨作物引种试验场场长等职。
汪万新是位知名爱国华侨。他一生对侨务工作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经常捐资公益事业，积极配合侨联颜西岳主席作了大量侨务工作。为厦门特区侨务建设、特别是为创建华侨引种场作出了重大贡献。
汪万新是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主要创办人之一。1959年当印尼归侨周才喜提出创办华侨作物试验场的倡议后，他与颜西岳主席积极支持，共同决定要创办华侨作物试验场，他本人主动出资4000元，以侨联名誉作为引种试验场开办费。1959年3月，厦门华侨作物试验场正式在鼓浪屿鹿樵路口两亩园地上挂牌成立。汪万新兼任试验场场长，带领周才喜等人，从事华侨引种经济作物种苗繁育工作，开创了国际植物引种工作的新创举。1961年夏，市政府为更好地处理爱国侨胞引进的珍贵品种，特在鼓浪屿英雄山美华一带划地两百亩，筹办厦门植物研究所（包括引种场），后因上级规定市一级不准建研究所，但仍保留引种场，汪万新副主席继续兼任场长，李芳洲任副场长。
引种场移居新址后为加快200亩地的开发，汪万新副主席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亲自把在侨联办公地点搬到引种场现场办公。汪万新场长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与副场长李芳洲密切配合，共同抓了全场规划建设，抓了华侨引种与接待海外侨胞与市有关领导，并深入园地参与建场劳动。他关心工人的疾苦，经常资助职工困难，受到了全场职工的好评。他还通过海外挚友，从日本引进一部多功能的拖拉机，解决了机械耕地与引水排灌问题，后来由于该拖拉机设备先进，被省工业厅机械厂借到福州仿制，为此受到省有关领导的表彰。
由于汪万新场长一心扑在引种场的创建上，团结带领全场职工掀起大干快上、艰苦创业的热潮，使场区建设在短短的几年间初具规模，引进了近300个优良品种，其中尢以“科情3号”水稻优良品种，推广到全国十三个省市，获得大面积推广，为我国亩产跨千斤作出了贡献，因而使引种场在海内外享有声誉。
当汪万新场长看到自己与李芳洲副场长开创的引种事业得到党的重视和爱国华侨的热心支持，感慨万千。他对李芳洲说：“引种场能得到党如此重视，纵使花掉我的全部家产也毫无怨言”。可是“十年浩劫”，引种场被砸烂，汪万新场长也被诬蔑。1975年不幸逝世，要是汪万新场长能看到粉碎“四人邦”和引种园重建与发展的今天，他该多高兴！
汪万新场长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在引种场建立的伟业，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6、李芳洲
李芳洲（1917—1990）：男，祖籍永春，1962年毕业于福建省协和大学园艺系，先后在永春中学、泉州培元中学任教，1956年任厦门园林处技术员，历任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副主任、名誉主任、高级农艺师、福建省民革委员、厦门政协常委、鼓浪屿区人大副主任、中国植物引种驯化协会理事、福建省花协顾问、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顾问等职。李芳洲同志是一名爱国民主人士和知名的植物栽培工作者，他是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创建人之一，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其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引种事业。
1961年初在引种园创建时，他积极争取市有关领导和侨务统战部门的支持，广泛联络海外侨胞和亲朋好友为引进优良品种和科研仪器设备做了不懈努力，在开发引种园中不辞辛苦、呕心沥血，率先垂范，艰苦创业，使引种园初具规模，引进了近300个优良品种，其中尤以引进的优良稻种“科情3号”驯化成功，推广到全国十三个省市，为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海内外享有声誉。
文革期间，李芳洲同志虽然遭到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对引种事业仍矢志不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党为他平反落实了政策，使他更加焕发青春，更加热爱祖国，他不顾年老体衰，继续为引种园作了大量的引种联络和卓有成效的引种驯化工作，经常带病参加园领导工作会议和接待工作，引种园的复创和改革创新作出了贡献。
李芳洲同志在植物学上具有高深的造诣，他刻苦学习和积极研究探讨我园引种历史和理论，并结合当前实际积极开展国际引种，他任中国植物引种驯化协会理事后，曾多次参加全国引种驯化学术研讨会，发表有《美洲玉米的引进》《华侨在植物引种方面的贡献》、《我国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的兴起与新大陆植物的引进》等十余篇论文，先后刊登在《植物引种驯化集刊》和《中国科技史料》等刊物上，并著有《福建省亚热带植物初探》一书、为我国的植物引种驯化科学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李芳洲同志一生耿直，敢讲真话，是一位坚持统战工作的爱国人士，在他任省民革委员、市政协常委和鼓浪屿区人大副主任时，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敢于提出批评和建议，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李芳洲同志因积劳成疾于1990年2月27日不幸逝世，使全园同志无限哀痛，但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引种园，热爱引种事业的奉献精神永远给我们学习的榜样。
7、许祖义
许祖义（1920-1998）：男，祖籍晋江，历任厦门市人大副主任、厦门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民革福建省副主委、民革厦门市1—5届主委等职。
许祖义是一名知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他一生对敌疾恶如仇，对人民充满爱心。抗战期间，他任国民党营长、副团长时，为挽救民族危难，他率部驰骋抗日战场，英勇杀敌，多次负伤；解放战争期间，他反对内战，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后参加我党地下斗争活动，并为我军提供重要情报立下了功勋；解放后随军进城，与其继办其父许卓然创办的“江声报”与“厦门日报”合并，任报社副社长。他热情讴歌人民心声，评击打击敌人，为厦门报业作了贡献。1953年至文革前，许祖义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和教、科、文、卫工作，为恢复和加强厦门经济建设、教、科、文、卫工作作出了贡献。其中对六十年代厦门华侨植物引种园的创建和文革后的复建给予巨大的关注和支持，期间还包括他爱人王双游同志对引种园的关爱与奉献，人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厦门市侨联在鼓浪屿创办了华侨热带作物试验场，由于园地只有两亩，经一年多的种植，苗木已挤满全园，实在不够用，为寻找出路，合并于市园林处，初步解决引进苗木的出路，但仍未解决问题，后市侨联、园林处、科技局、统战部等联名向市政府申报，建立厦门市植物研究所“（包括引种场）”。许祖义当时是分管科技与城建的副市长，认为此报告很好，并大力支持。后经市长李文陵的批准，于是先成立厦门植物研究所筹备处。许祖义副市长亲自带领筹备组的人员，其中就有科委主任罗林和园林处的科技干部李芳洲，到厦门岛内岛外，现场勘察、选点，最后选定在鼓浪屿西南面美华一带。这里三面环山，南面朝南，占地约200亩，是天然的隔离区和理想的植物驯化基地。选点确定后又迅速落实了批地手续。后由于国家规定市一级，不准办研究所，因而继续保留了引种场。这样引种场场址就从鹿礁路口两亩地，移到美华的一带的200亩地。许副市长还批准场内的房管所代管的三栋楼房作为引种办公、科研用房。侨联副主席汪万新仍兼场长，调园林处的科技干部李芳洲任副场长。
在开发引种场时，许祖义副市长陪李文陵市长，带领了委、办、局的一些领导，亲自到引种场指导工作，并参加义务劳动，为引种场加快开发建设树立了好榜样。
许祖义副市长和副场长李芳洲是多年的老同学、好朋友，对引种场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倍加关切。许祖义爱人王双游，过去曾侨居菲律宾，在海外有许多好朋友，许祖义回家时，常与爱人商讨如何通过海外亲友，为引种场引进良种事宜，支持李芳洲办好引种场的工作。王双游当时是二中的生物教师，对植物的生长和种植是内行，也深知植物引种的重要性、复杂性，于是她多次写信，给其在香港定居的挚友蔡韵玫女士，请她在海外协助为引种场引进植物优良品种。蔡女士是一位爱国者，她欣然答应了，尽管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和台湾特务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她毫无顾及通过多种海外关系，秘密的从有关国家和地区引进了优质水稻“科情3号”和日本抗黑斑地瓜等国内急需的植物良种。后蔡女士因引种的事受到台湾特务的威胁，她在香港的住家被翻箱到柜的查抄。但蔡女士毫不畏惧，还继续为引种场做了许多工作，表现了她坚定的爱国心。
为了扩大引种范围，许祖义还通过爱人王双游的胞弟，新华社驻巴西记者王唯真，多次写信让他在南美引进优良品种。王唯真认为为祖国引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又是受姐姐姐夫之托，于是就利用采访之余，收集了一些巴西松、巴西西番莲、蜜橘、樱桃、核桃等优良品种，寄回国内。后来引进的巴西松，在引种场和市植物园均长势良好。1964年巴西军人政变，引种被迫中断，王唯真连同在巴西的8位人员，被反动当局投入监狱，他们英勇斗争，挫败台湾特务策反阴谋，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凯旋回国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这就是“九颗红心向祖国”事件，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
许祖义、王双游、王唯真一家人对引种园的热切关心与引种是爱国精神的充分体现。可是“文革”时期一切被颠倒了，许祖义被污蔑为“要与李芳洲一起下海投敌的里通外国分子”，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厦门的总代表”，而被关押批斗；其爱人王双游被打成“潜伏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管制劳动，管制地点就在她热爱的引种场，文革中改为二中五七农场。在这里她被强制养猪挑粪，干着强体力劳动。就在这样严酷的日子里，王双游还热爱着引种场的一草一木。
1975年在她被管制劳动时，看到引种场内生长着少量的牧草正被牛羊啃食一点一点的消失，而万分着急，就在当月写给二中党支部的“思想汇报”中提出将剩余的牧草“分株繁殖加以管理”，以挽救这些从海外引进的优良牧草的建议，可见她赤诚的爱国心。后王双游因积劳成疾，又无医治，使胃癌扩散，不久含怨逝世。火化后她的骨灰大部分撒进了大海，只留下少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许祖义、王双游平反落实了政策，1980年引种场为王双游举行了庄严的骨灰撒放仪式，将王双游剩下的少部分骨灰，最后全部撒在王唯真引回来种植的巴西松下，撒在引种场这片她所热爱的土地。当时参加骨灰撒放仪式有许祖义全家人、有市统战、侨务领导同志和引种场全体同志共60多人。
许祖义同志平反落实政策后，党恢复了他市人大副主任的职务，尽管他已身衰体弱，记忆减退，步履艰难，但他仍振作精神积极参加人大、民革等社会活动，并继续关爱着引种场的恢复重建，先后多次参加引种场引种工作座谈会，1987年6月应邀参加“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成立大会，并被聘为“联络会”的顾问，为引种园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
1998年2月6日，许祖义同志不幸逝世，我们全园同志无比哀痛，许祖义、王双游的赤诚之心和为引种园作出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8、颜西岳
颜西岳（1905-1991）：男，新加坡归侨，祖籍金门，原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历任厦门市第四至十一届侨联主席、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等职。
颜西岳主席是厦门侨界的一位爱国典范。他发扬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联络海内外侨胞，用毕生精力为发展特区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就是市侨联创办公益事业的一个典型，凝聚着颜西岳主席的深情厚意和爱心、苦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颜西岳主席，召开侨联会议，研究怎样通过华侨民间渠道引进植物良种，以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解决国家农业歉收的燃眉之急。当他得知归侨青年周才喜提出创办华侨引种场的倡议时，认为此乃有识之举，表示积极支持，并决定由侨联出资4千元作为开办费，在鼓浪屿鹿礁路口两亩菜地上，以侨联名义创办华侨引种试验场，并由侨联副主席汪万新兼任场长。由于市侨联的积极联络引种和周才喜、林菊花、苏淑仁等七人的忘我劳动，使两亩园地硕果累累，开创了通过华侨民间渠道进行国际引种工作的创举。但两亩地远远不够用，为解决扩大用地和推广问题，经颜西岳主席多方联系，先是将试验场合并于市园林处，后侨联、园林处、侨务局、科技局、统战部联名共同报市政府创办植物研究所（下含引种场），地点选在鼓浪屿英雄山五个牌一带约二百亩地。后因国家规定市级不准建研究所，因此只得留引种场，并调园林处李芳洲任副场长，汪万新仍兼场长。在开辟英雄山下的两百亩地时，由于这里原是农牧场，到处凹凸不平，坟墓成堆，困难重重，为加快引种场建设步伐，颜西岳主席多次到引种场关心指导，并亲自参加劳动，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当时参加义务劳动的有市长李文陵、副市长许祖义、统战部长施耀、侨务局长庄云潮，以及当时侨联的副主席汪万新、陈影鹤、陈清江和科技局主任罗林等。颜西岳主席与市领导带头劳动的精神，为引种场树立了“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使在短短的两年内，即迁移坟墓300个，改造了三栋楼房，建立了温室、苗圃与排灌设施。在颜西岳主席带动下，侨联加强了与东南亚侨胞的联络，在海外逐步建立引种联络网，引进了大量珍贵的种子和苗木，有的华侨自动捐款为引种场盖玻璃温室，赠送拖拉机、照相机、切片机、显微镜、电冰箱等仪器设备及种子标本、图书资料等。到文革前夕，引种场引进木本的的粮、油、果、药、香、蔬、花卉等优良植物品种280个，其中引进的优良稻种“科情3号”驯化成功后，在全国十三个省市，大面积推广，为我国六十年代水稻亩产跨千斤作出了贡献。正是由于颜西岳主席和市侨联领导的积极引种和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使引种场初具规模，初见成效，并在海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
“十年浩劫”引种场被彻底砸烂，许多爱国华侨和民主人士受到牵连诬陷，场长汪万新被折磨病故，副场长李芳洲被斗至残……，所有这些使颜西岳主席无比痛心。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引种场恢复重建，获得新生，使颜西岳主席欣喜万分。为帮助引种园做好重建工作，他首先为引种场选派一名德高望重的新场长——邱景华。1980年初，颜西岳主席和侨联几位领导，亲自陪同邱老到引种场，并详细的介绍邱景华场长的情况，说：“邱景华同志是侨联执委，印尼爱国归侨，希望新组建的班子能团结一致，带领全场同志尽快把引种场恢复起来。邱景华同志到任后，积极联系海外侨胞引种，经常奔忙于侨联与引种场之间，在他的带领下，引种场很快收回三栋楼房和大部分土地，而且新建一些科研设施。在引种场重建中颜西岳主席多次带领海内外侨胞到引种场参观支持。有一次颜老与邱老带来一向关心引种场的海外朋友陈大栋、柯朝阳、李启东先生，一起来的还有原福建农学院院长、现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李来荣教授，市科委王普厚副主任等。他们认真查看引种场，共商尽快恢复和开发引种场的大事，并都表示为加快恢复引种场贡献力量。为了进一步解决引种联络和经费困难，颜西岳主席支持李芳洲副场长赴港探亲，并特意写信给香港的侨联委员让李芳洲带去。当时在港的叶天枢、林怀仁、陈大栋、李启东、陈影鹤、周才喜等十几名颜老的老朋友，共同捐资三万港元给引种场，并从周才喜先生开办的“香港缤纷园艺公司”引进三大箱珍贵花卉。在颜老的带动下，侨联执委陈清江先生，于1984年也通过印尼朋友沈先生赠送一部日本1.5吨三菱牌工具车给引种场，解决了当时接待客人和运输苗木的困难。1984年引种场从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脱钩，改称为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成为独立的华侨科研机构后，颜西岳主席先后多次陪同中央、省市侨界领导黄军军、黄登保、郭瑞人、陈希仲、陈仰曾来园视察与关心。这时引种园已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而且有所发展。1984年周才喜先生应厦门侨联的邀请参加厦门市侨代会，期间，周先生回到他所创办的引种园参观，看到引种园欣欣向荣的景象非常高兴，有意要兴办合作园艺公司，颜西岳主席对创办公司早有考虑，就积极牵线交谈，经过多次协商后，使引种园下属“厦门华侨园艺技术开发公司”与“香港缤纷园艺公司”合作兴办了“厦门侨缤园艺公司”。1985年10月30日正式挂牌对外营业。从而使引种园进入花卉市场和为园区办成百花园创造了条件。1987年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成立，侨办主任林华明任会长，颜西岳主席被聘任为名誉会长。联络会的成立，使引种园从海外华侨民间引种扩大到厦门市有关涉外单位，配合支持植物引种相结合，从而为进一步有计划、有目的、多渠道的开展引种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1年8月，联络会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时，颜西岳主席虽病重住院，但仍托人转达他本人对引种事业的关怀和期望。引种园在市侨联颜西岳主席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在海内外侨胞的热心支持下，已从世界五大洲20多国家和地区引进优良植物品种1500多个，其中许多优良品种已驯化成功，并推广到生产中去，发挥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先后多次荣获省市科技成果奖，并多次被省市评为科技先进集体和文明单位。引种园的发展艰辛历程，无不凝聚着颜西岳主席、汪万新副主席等侨界领导对引种园的一片爱心和苦心，颜西岳主席和引种园是不能分的。1991年11月27日颜西岳不幸逝世，我们全园同志无限哀痛，正是颜西岳主席的一片赤诚之心，使引种园这块热土，成为“珍稀植物的王国”，成为引进良种的中心。使引种之花常开不败，使引种之果飘香万里。颜西岳主席既是创办引种园的奠基人，又是复创引种园的铺路人。颜西岳主席的赤子之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